映象新闻

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就上述内容形成报部的审查报告，说明审查依据，提出审查意见，对审查内容和意见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负责。

这个现象可以从那些非洲后解放时代的强人政权与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第三国际政体中看到 (e.g., Booth, David; Cammack, Diana; Harrigan, Jane; Kanyongolo, Edge; Mataure, Mike and Ngwira, Naomi, Drivers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Malawi. Working Paper No. 261. London :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January 2006)。广大人民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第2条）行使国家权力，但CCP则通过宪法第一条行使人民民主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授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广泛的政治权力和最高的政治权威。他强调了在CCP的民主集中制在展政治路线上与官僚行政制度的区别，前者为CCP的权限，而后者则属于国家机器管辖范围。强世功同样将两个积极性归为中国的不成文宪法，因为新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把‘两个积极性当作中央地方关系的宪政原则或宪法学说来理解（Jiang 35）。因此，理解中国的宪政秩序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不成文宪法。就像他所说的，后革命中国的宪法发展过程也同样与全球宪政意识的兴起有密切的联系 (Jiang 15)。

由此而言，强世功认为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惯例"。强世功所主张的成文—不成文二分法必须遵循一个不成文的宪法必须包围着正式的书面宪法，而这两种宪法模式的总和构建了一个合法的正常国家秩序。此处不受保护的措辞与德国的不得主张信赖有异曲同工之处。

[3]出于信赖保护与法律安定性等考虑，两国行政法律中都对行政许可的撤销予以了限制，只是所适用的基础性法律之间存在着体系性的差异。从结果上看，它反而扩展了行政机关的选择范围：行政机关在不予撤销和撤销两项可能性之外，增添了撤销并予赔偿这一选项。[39]而该款规定在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中也有对应，即第48条第2款第3句。（一）赔偿范围（1） 信赖利益为下限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3款第1句规定：违法行政行为被撤销，如相对人的信赖值得保护，应对其基于该信赖而遭受的财产不利（Verm?gensnachteil）予以赔偿。

[7]二、行政许可的违法性与行政许可撤销的必要条件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开宗明义地将被撤销（Rücknahme）的对象限定于违法行政行为之内，换言之，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始终是撤销该行政行为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中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应该是那种违法的，但其瑕疵又不至明显并且严重到无效的程度的行政行为。

该款规定旨在对（违法）行政许可的撤销施加限制。[38]最后，在结果方面，信赖被否定时，行政机关仍可不撤销该违法许可，这属于其裁量权的范围之内。[28]（2）信赖保护成立的条件（否定信赖）正如美国学者迈达尔·D·贝勒斯所说，法律原则是有分量的，[29]信赖保护同样不是一个绝对值。在以上方面，德国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对我国极具参照价值。

[49]BverwG69,266;82,24.但也有质疑第254条可适用性的案例如：VGHMünchenBayVBl1990,628。[11]在此，还需对第《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1款第2项中的法定程序进行扩大性解释，以使其涵盖形式合法性中的其它事项，诸如：形式（Form）、说明理由（Begründung）和告知法律救济的义务（Rechtsbehelfsbelehrung）等。[33]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种情形中的财产处置并不仅指受益人已经支出了津贴、补助等金钱给付，也包括受益人主观上基于信赖而采取的任何作为、容忍与不作为，而它们客观上一旦被撤销则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利后果。这样划分虽一目了然，却无助于解释为什么立法者使用了可以与应该的不同措辞，进而模糊了第69条的立法意义与核心取向。

（3）排除信赖的情形及其与否定信赖的区别《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2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9]参见杨登峰：《论合法行政行为的撤回》，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4期，第59页。

[45]若这些投入已经收回部分资本，或者可以改为他用、变卖，则赔偿的数额相应减少。第48条第2款第4句也有例外，具体要视该行政行为的性质与对第三人影响而定，相关的判例：BVerwGBuchholz451.513;VGHMünchenBayVBl.2003,530,531;BVerwGDVBl1985,1070。

[51]申请赔偿系法定的必经程序，相对人不可以未向行政机关申请就直接向法院起诉。这样就会导致许多本不应受到行政许可撤销制度保护的无效行政许可，反而要在第69条的框架内才能予以撤销。参见BVerwGE8,261,269;19,188,191。第三，信赖被否定的，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ex nunc），并不产生返还义务。这一点虽然也符合德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41]但对此并非没有争议。[36]BVwerGE60,211;83,199;BVwerGNVwZ1986,482.同注28引书，第48条，段落边码99。

参见王雪松：《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限制》，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4期，第30页。这一问题往往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甚至要经过法院裁决才可以澄清。

[52]参见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3款第1句。[9]而从《行政许可法》第8条中规定的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以及第69条中规定的撤销行政许可的措辞当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发现对德国模式沿袭的痕迹。

[17]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1、2和4款规定同样也是在依法行政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之间进行利益权衡，[18]唯独第3款是在依法行政原则与公共利益损失之间进行权衡，略显牵强突兀，也影响了整个法条的系统性与逻辑性。[5]很显然，我国的行政许可概念属于其他授益行政行为的范畴。

[53]最后，依据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3款第5句，相对人须在一年之内主张其赔偿请求权。这就意味着许多内容及实质性违法的行政许可并无法在第69条的框架内予以撤销。[20]至于第69条第4款赔偿义务请求权的法律性质，在我国通常认为其是行政补偿的一种。在信赖存在及其值得保护性方面，简单化地将造成行政许可违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人作为评判标准。

撤销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废止的目的则在于使行政行为适应新的情况。裁量过程中，行政机关要往往考虑以下具体因素：撤销对受益人的影响。

[3]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至212页。[28]参见Kopp/Ramsauer,KommentarzumVwVfG,11.Auflage,2010,§48Rn.141.[29]参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这标示着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之内撤销行政许可，是由行政机关裁量（Ermessen）决定的。而其条件，概而论之，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上：首先是信赖本身是否存在的问题，即受益人是否真正地信赖过该授益行政行为的存在？总结德国的司法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下述承认或者否定信赖存在的情形：如果受益人已经使用了被给付钱物或者作出了财产处置（Verm?gensdisposition），且不再可能恢复原状或者恢复原状会使受益人遭受不可期待的不利，则其通常情况下认定信赖存在。

该法第48条中所指的是恢复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公共利益，[15]是与信赖利益相权衡的概念。[5]同注3引书，第279页以下。有鉴于行政许可撤销制度在我国建立时间并不长, 尚有诸多理论问题值得探索与研究，有必要从中德两国撤销制度的契合性出发，通过深入比较找出具体差距。行政机关在裁量的过程中，该撤销行为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损失自然会被列入考虑，因而德国法中未对此做出重复规定。

但学理上，德国行政法学界还是依据行政行为的内容，区分了命令性、权利形成性与确认性行政行为等三种类型。然而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2款中的不正当手段概念，在必要和允许时可作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由行政机关或法院通过扩大性解释，从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该漏洞。

而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在设定行政许可撤销制度时，未能将无效行政许可明确地排除在行政许可撤销制度适用情形之外，[14]例如第69条第1款第1、4项中规定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不具备申请资格和不符合法定条件等都是可能导致行政许可无效的严重情节。最后，如果说《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3款本应是在依法行政原则与公共利益损失之间进行利益权衡的话，那么该条明确规定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则有明显偏袒公共利益而牺牲依法行政原则之嫌。

如果我们解析第48条的结构就会发现，该条第1款第1句以后的内容，纯粹是围绕着信赖保护（Vertrauensschutz）这一核心而展开的：48条第1款第2句规定，授益行政行为的可撤销性置于第48条第2至3款规定的信赖保护目标的限制之下。[21]这一点与德国司法实践是基本一致的，即从《基本法》第14条第1、2款私有财产保护原则[22]与第3款的财产征收赔偿义务[23]中产生的、与行政机关过错无关的公法请求权。